● 郑永年

　　在三月人大这个敏感的政治季节里，香港各方面突然传出特首董建华辞职的消息。消息还未经证实，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报道和评论的焦点。

　　在中国庞大的政治系统里，特首这个位置从官位来看说不上具有那么大的重要性，为什么董的辞职引出了这么大的反响？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不仅仅是关于董本人，而是关系到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到香港的民主化，关系到“一国两制”等所有这些远比董本人重要得多的议题。

　　如果消息属实，首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董要辞职？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因为董所面临的来自北京和香港两方面的压力。　　

与治港有直接关系　　

　　

　　来自香港的压力自不必说。九七回归以后，从早期的金融危机到后来的“非典”(沙斯），香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并且各种危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政治危机。更令人惊奇的是，每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焦点人物就是董。

　　港人对董的不满当然有董本身的责任，但即使是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最终也表现为对董本人的不满，因为在香港人看来，董毕竟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董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在董面临香港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时候，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成为了关键。自金融危机到沙斯再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中央政府对董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紧密合作推出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自由行”等项目，既有效地恢复了香港的经济，也改善了香港中产阶级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心。

　　正当香港经济很快转好、亲中央的政党获得立法会选举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董提出了辞职。或许，这也是董辞职的最好时候。作为第一任特首，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最终毕竟力促香港经济恢复健康。不过，董的辞职也表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之间，特别是和董本身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自去年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香港特区政府多有微词。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回归纪念会上，在表扬澳门特首对澳门的有效管治的同时，要求香港政府反思管治，提高管治水平。接下来就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访问拉美时也几乎用同样的口吻对香港政府提出了正面的批评。

中央政府也需要反思

　　无论是因为来自香港的压力还是因为中央政府对董政府的批评，不管怎样，董是因为管治方面的问题而辞职的。　　

　　董的辞职的确可以给香港政府一次很好的机会来反思香港未来的管治问题。不过，本栏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也必须反思本身对香港的管治方式。香港管治有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香港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央政府的问题。香港管治不好说明“一国两制”的实施出了问题，而“一国两制”的实施过程就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

　　尽管有经济等方面的因素，香港的管治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改革的问题。香港本身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也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在殖民地政府结束以后，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一套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就是管治问题的本质。在这方面，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实际上错失了很多机会。

　　近年来，香港中产阶级不断要求民主。可惜的是，在香港中产阶级每次要求民主的时候，中央政府过于聚焦于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上，没有超然地考量香港未来总体管治问题。结果，香港的民主化运动最终转变成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香港亲中央政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力量之争，成为谁的能量更大的较量。

　　本栏很早（2004年2月17日）就强调过，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和特区政府、亲中央的政党力量结合在一起，民主党在这场较量中没有赢得胜利的机会。但中央政府这种鲜明的立场正是表明了其管治香港的问题之所在。

　　本来，中央政府应当要考量的问题不是支持香港的哪一个政党的问题，而应当是从长远眼光出发，借助民主化改革，来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很难想像，在不引进民主的情况下，香港能够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尽管现在经济好转，人们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信心恢复，但谁也保证不了经济因素的变化。

民主化不宜延迟　　

　　

　　香港是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一旦经济下滑，管治危机又会发生。再者，无论从香港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看，还是香港（甚至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民主化的压力来看，民主化是个必然的趋势。用各种方法来延迟香港的民主化无论对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还是“一国两制”都不利。

　　自香港的民主化争论以来，中央政府的确在考量香港长治久安的问题。最近香港的政党合并和变迁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表明，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已经意识到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但从民建联和港建联所提的一些口号如“爱国爱港”等来看，香港的政治发展还是有很大的隐忧。例如，强调一方的“爱国爱港”必然假定了另一方的不“爱国爱港”。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阶级斗争”观念的变相表达。长远来说，并不利于香港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考量香港的管治问题必须从香港的政治发展大局来思考问题。过分侧重于具体琐碎的政治争斗，就会失去政治发展的大方向，也因此不可能解决管治问题。董的辞职可望也应该带来香港和中央政府对管治香港的共同反思。

　　·作者是在本地任职的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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