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们的父亲
“周总理是伟大的革命家、领导人，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这一生没有小孩，但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时常这么想。”——程瑞声
“尽管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是总理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到他。”——范承祚
平易近人 早起给外国员工拜年 关心下属恋爱婚姻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63年岁末，周总理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我作为翻译随行。当时正值新年临近，总理来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资机构人员、留学生联欢。跳舞跳累了，总理就坐在沙发上，亲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
当总理知道我是他的老乡后，问我：“家乡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讲，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旧居，修周恩来纪念馆。总理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事情不允许。你再跟淮安县委提一提，绝对不准搞周恩来旧居、周恩来纪念馆。在我们国家，只能在韶山，或其他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毛主席的旧居，不能搞周恩来的，不能搞。”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64年元旦那天，天刚刚亮，大概快7点左右，我听见有同事让我赶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来，只见总理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正迈步走向我们下榻宾馆的大楼梯。这时，下面的大厅一下子灯火齐明，从后台好几个门里走出来一群阿尔巴尼亚籍的宾馆员工，他们有的戴着厨师的帽子，有的穿着清洁员的衣服，站在那里。
总理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向他们祝贺新年，并祝他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司机、电话接线员还有仓库保管员都出来了，他们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让他们感动的是，为了给他们拜年，周总理居然起这么早。实际上，总理头天夜里根本没睡觉。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这件事还在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中流传。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我在和周总理交往的过程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1970年12月5日的一次外交部会议上，把我称呼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我在1956年到1966年期间，曾给总理当过很多次缅甸语翻译，但是文革期间中缅关系一度中断，我就很少见到总理。
在我来看，周总理比我的年龄要大37岁，他应该是作为我父亲这辈的；而且从地位上来说，他是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一名年轻干部。在我的心目中，他每天日理万机，对我应该早淡忘了。但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却那么亲切，称我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除了平易近人，总理还特别细心地为我们翻译人员着想。比如，我们在替毛主席翻译的时候，由于他的湖南口音非常重，周总理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翻译不大容易听懂，就预先把毛主席的有些话先翻译成普通话讲给我们听，这对于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1964年，周总理到缅甸访问，他向对方介绍他之前访问非洲的情况，在谈到一些非洲国家时，有些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写。于是，他就把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写在本子上给我，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这是总理的笔迹，非常珍贵。
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1965年4月28日，那时我已经从外交部调到中国驻缅大使馆联络处做翻译工作，当时总理在访问缅甸后，准备回国。在机场跟缅甸领导人话别后，他正准备登机，忽然想起我这次是要驻在缅甸，不跟他回去了。他便走回来对我说：“你这次不跟我回国了，我要谢谢你的工作！”还跟我使劲地握了下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个非常细致的人，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令我很感动。
总理还十分关心我的恋爱和婚姻情况，今年是我和我的夫人李路恋爱50周年，我的恋爱、婚姻是跟中缅友好分不开的。1956年，周总理为了搞好中缅谈判的气氛，特意带了一个歌舞团去缅甸访问演出。这个歌舞团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只跟周总理去过缅甸，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我的爱人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蹈演员。
这次偶然机会让我们互相认识，回国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跟我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啊，谈恋爱还挺有办法，一次机会就抓住了。”在我们有了孩子后，周总理有一次还特意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体贴入微 问候患病的同志 怕翻译累换座位
江培柱(前驻日本使馆官员)：
我到驻日使馆工作以后，有一次生病住院，外交部日本处的丁民副组长带领中国的代表团访日，特意到医院去看我。
回国以后，代表团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我住的那个医院的环境、设备以及我的情况，总理立刻关切地问：“江培柱住院了，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吗，生的什么病？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总理还让人给我带话：“转告他好好疗养、休息。”我非常感动，觉得一个国家总理能够如此关心下边的工作同志，让人永生难忘。
总理的影响力不光是对我们这些翻译等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外国友人，总理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宁川(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刚果(布)一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后来他们也想见毛主席，总理把工作安排好后，就让我陪他去长沙见毛主席。我们一行在经过韶山时，特意去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
当时从韶山到长沙是土路，一路上颠颠簸簸，总理就在车上继续同刚果(布)特使交谈。刚开始总理同代表团的特使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给他们翻译。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理觉得我一直坐前面把头掉过来翻译太累，就要求跟我换位，让我坐在后面，而他坐前面。我说不行，哪能让总理受累，可总理一直坚持，最后还是换了。
总理扭回头来讲话，而我在后面翻译，就这样差不多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一再要求跟总理把位子换回来，他不答应，这让我很感动。刚果(布)的特使也对总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贴下属的国家领导人。
宽严并济 指出翻译的失误 让翻译同桌吃饭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我在当翻译的时候，感觉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所以，人家说给周总理当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懂英语、法语。虽然他并不懂波斯语，但他总是很仔细地听着。
有一次，他讲了个什么事情(具体事情我记不清了)，其中提到了10个国家的名字，我翻译的时候少翻了一个，总理立刻就说：“你少翻了一个，是某某某国。”
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我们这些翻译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伊朗王后回请总理，吃饭的时候，对方提出要在饭上浇点汁儿。因为我是南方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我就将汁儿理解成了汤，跟服务员说，客人还要点汤。总理说：“你说的不对，这是汁儿，不应该说汤。”
总理还非常强调，翻译也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凡是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就有个规矩：翻译都是要上桌的，而且都必须坐在领导人边上。
要知道，我们当翻译的在宴会上是不能坐正座的，领导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拿把椅子坐在他们后面。我还赶上有两次，连座位都没有，就站在后面翻译。给总理做翻译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很仔细，主动给我盘子里夹菜，令我非常感动。
此外，总理还主张翻译的名字要见报，如“参加会议的有谁谁谁，还有工作人员谁谁谁”，所以，如果你们去翻翻上世纪70年代的报纸，还能找到我们这些翻译的名字。
周总理1964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一家工厂参观。范承祚(中)给总理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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