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郎咸平8月初炮轰海尔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场飓风会越刮越烈，卷进了张瑞敏、卷来了顾雏军，甚至还卷到了香港高等法院。而且，飓风最后席卷整个学术界，在“挺郎”和“倒郎”两派间，衍生成为一场风暴。


对此，即使是处于风暴中心的郎咸平也不得不承认，事情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期。可以看到，引来股民和媒体对此事高度关注的中心，已经从他对大企业的炮轰，转移到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失语”、“集体炮轰”和那场新闻价值大于实质意义的“声援会”中。说穿了，“郎氏风暴”的源动力，不仅仅是一次经济学家对国企MBO行为的学术质疑，还有对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良知、学术精神的争论。


那么，一个月以来，当郎咸平从“风暴中心”外窥时，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面对外界的冷暖起伏，他的心里又在想着什么？就此，郎咸平9月3日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而此前的8月28日在京召开的“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被郎咸平列在“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首的吴敬琏，日前也在深圳首次公开回应郎咸平。


透视“话题人物”


学者只有通过研究才有话语权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期，你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这也使你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还是这个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我认为我的案例分析给了社会大众很大的震撼，案例分析的最大优点是能够详细而深入地刨企业内部的运作过程，而这也是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的最高宗旨。


当然，你也可把这说成是一种揭秘。如果我谈的是与社会大众没有切身利益的关系，那肯定不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社会大众太相关了，再加上又有揭秘的本质，因此肯定会受到大众的关切。


至于这是不是我学术功底的体现，我想我的学术成果已经得到了客观数据的评价，根本不需要靠案例分析来证明我的研究功力。举例而言，我在1990年发表的破产论文是当年全世界所发表论文引用率排全世界第一的论文。


记：你更愿意成为一个因为不断产生新闻而被关注的“话题人物”，还是给更多的人，如张瑞敏、顾雏军等人物提供更多的公众话题?


郎：“话题人物”不是我能控制的，你们太高估了我的能力。发表这些案例的起初目的只是尽学者披露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责任而已，但是我的研究受到了如此的关注充分证明了社会大众对资产流失的痛心。我一再表明，我只是一个通过实证研究说话的学者而已。


记：那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目前身份的定位够准确吗？


郎：我觉得外界已经慢慢能理解我这种透过实证研究说话的定位。这种定位绝对不应该是我的专利，而应该是每一个经济学家必须要有的定位，只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还做不到。我相信通过这次的大争论，年轻一辈的学者肯定理解，学者只有透过研究才有话语权的定位。


感受“媒体生活”


我希望充分保护我的家人


记：有人说你善于炒作自己，这是一种批评还是认可？


郎：我这话已说了很多遍了，我发表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关注。但现在受到了关注就被认定为炒作，因此大家把逻辑搞错了，因为我并不是为了炒作而做这些题目，而是先作了这个题目才受到关注。


记：那在你对各大企业开火之前，是否已经有了对后期各种报道的心理准备？


郎：说实话，我在开火以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报道。


记：目前，面对褒贬不一的大量媒体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注意到你面对媒体的时候很轻松。但你的生活、你家人的生活是否真的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郎：现在这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当然应该有激烈的讨论，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目前，经济学家们对我的回应我非常关切，我下周一会做个详细的回应。你知道，我从来不和媒体谈我的家人的，我希望充分地保护他们。


记：那你预计，这样的“媒体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你希望它结束吗？


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媒体生活才会结束。我并不关心媒体生活什么时候结束，我更关心我提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不要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评说“明星学者”


独立客观地发表成果才能被尊重


记：在中国，“明星级”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而和吴敬琏这样的学者比，你们成名的道路各有不同。你觉得，中国是否需要“明星级”的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应该是受人尊重的？


朗：我觉得靠研究和数字取得话语权的学者才应该是主流学者，而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其研究成果才是能被尊重的学者。明星经济学家不是靠“需要”而产生的，而是靠以数据证明的其明星级观点而产生的。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研究，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


记：对你提出的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吴敬琏教授说，这个观点他不同意。但是他认为，你说的有一条他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据悉，吴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3种情况。你认为他与你的观点，是“大同小异”，还是存在根本分歧？


郎：我从来没说过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革。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应该正视国企效率低下的事实，但改革国企的效率低下不是靠着目前贱卖国有资产的方式，这种改革方式应该停止，而不是国企改革停止。


国企改革绝不是叫国企退出市场，而是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国有股权留在市场。国企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缺位。


未来国企的改革是在维持国有股权的前提下，以市场价格聘用职业经理人经营，而我们必须以客观财务指标每季考核制职业经理人。相关法令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交易要在公开、透明、竞价以及国际认可的核数师背书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应该暂时停止产权交易。我在周一会详细地回答吴教授的观点。


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你对此怎么看？


郎：我不想回答张教授这么空洞的批评。


感受“学界冷暖”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记：对你的行为，中国经济学家从前期的“失语”，到近期的大量反驳，你认为是为什么？


郎：我并不介意经济学家对我的批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这句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甚至认为很多网友比有些经济学家还要了解我的观点。


记：具体说，在他们“失语”时，你当时有什么感受？


郎：坦白讲，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对我提出的现象能视而不见，甚至曲解这种现象为产权改革过程中不得不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何集体“失语”，我只能表示不理解。有一位我的经济学家朋友劝我不要掺和这个讨论，我说这不是掺和，这是责任。


记：面对现在的批评之声呢？


郎：我此刻的心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准备下一场的“战斗”，我也没想到我会走到“战斗”这一步。


记：上周，北京部分经济学家举行了对你的“声援会”。你觉得，这场会议上的观点是否真正认同了你的说法?你真的因此不孤独了吗？


郎：我觉得那场声援会是不太成功的。我希望能多几位持不同观点的教授，像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张军、张文魁等都来参加讨论。我不希望整个讨论会变成了一面倒的“声讨大会”，如果我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根本不会参加这个会议。而且我很惊讶地听到吴教授没有被邀请，虽然主办者一再向我保证邀请了吴教授，因为广泛地邀请所有不同观点的人与会是我参加该会议的要求。我想我只有透过媒体互相交换意见了。我们必须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待资产流失问题。


自评“斗士精神”


培养经济学家不能以“斗士”为目标


记：前期有传言，说你目前受到了来自外界一些“实力型”人物的压力，比如要求你“收声”等。有这些事情吗？


郎：这些传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从我质疑大企业开始，从来没有人要求我闭嘴。


记：有人说你是证券市场的“斗士”。经历了本次风暴，这个身份是否还会是你以后的定位？


郎：不要把我形容成了一个不知为何而战的“斗士”，我倒愿意成为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而战的“学术斗士”。


记：你现在的社会身份是教授。那么，你是否希望扶植更多、更年轻的学生，像你一样，成为“斗士”型学者？


郎：我想对于下一代经济学家的培养不能以“斗士”为目标，而应该以严谨的学术训练为目标。我决不希望我的学生为我而战，他们必须为以民为本的利益而战。（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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