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右翼人士是自称“懂经济”的。不过，很不幸，我本人就是搞经济实务的，因此对于经济话题特别敏感，一见到认为不对的东西总是要提出来。于是，在与右翼人士的对话中，我往往觉得跟他们讲话真费劲。例如，我说1976年的中国外汇存底如果拿来跟2003年作比较，就必须根据价格指数和汇率变动情况进行调整，不然不具备可比性。于是就有一个诺贝尔奖金出来说：“1976年的外汇存底跟价格有什么关系，胡说？”

呵呵，我除了苦笑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要说，则是三五天都说不清的。所以，还是由他去吧。

这还只是一件小事，还有更让人伤神的。在强国论坛，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少人士指出，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于是马上有右翼人士跳出来说：“增长了什么？人民生活还不是那么穷！”

是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得并不神速。但这是不是能够反证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是假的呢？

当然，小右们会立即迫不及待地答道：那当然，人民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发展呢？

不过很抱歉，对于一切作出这样回答的小右，我都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他们：你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经济盲，对于经济是一窍不通；你们试图用生活中的直觉来理解国民经济，但最终得到的只是肚皮经济学，而不是国民经济学。

肚皮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解“消费”与“积累”。

众所周知，一国的产值是绝对不可能完全用于国民消费的。而国民产值的两大基本用途，就是消费和积累。其中，私人消费部分就是人民的生活资金，这是国民产值最基本的支出；但是，光有消费还不够，西方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在新古典发展模型看来，除非储蓄率高于必须的资本更新率，否则经济就不会成长，这就是所谓“发展陷阱”的基本出发点。许多国家之所以不发展，问题就出在积累率过低；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率为何高于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着更高的积累率。

如何实现高积累？计划经济特别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大致这样做的：先是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生活（以及部分生产）原料；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国有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向工人支付工资，这样就撑大了利润空间；这时中国实行的是利税合流，国家直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拿走企业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居民储蓄而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积累率。

根据剑桥中国史，1953年至1957年，中国物质产品净值的积累率为24.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比例逐步提高，1971年至1975年达到33%。这种高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按照小右们的观点，这种积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变成居民的即时支出。不过，很遗憾，这偏偏是经济成功国家的共同特征，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勤俭”而著称，而积累正是通过储蓄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衡；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持高积累，就势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如果增加消费基金，则势必导致发展受到影响。当然，其最终的决策是牺牲消费，增加投资。这一决定也影响到了产业结构：就是轻重工业畸重畸轻的问题。因为重工业生产工农业装备，轻工业则生产消费品。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毛泽东时代经济成长。为了避免右翼人士攻击我使用不准确的数据，我采用了麦迪森先生《世界千年经济史》的有关数字，他没有原文使用联合国或者世行的数据，而是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以美元为基础，在考虑到价格指数、汇率等因素后综合形成的“1990年国际元”。按照他的计算，中国的GDP从1950年2399亿元增长1976年的7930亿元，同期印度从2222亿元增长到5514亿元；中国的人均GDP从1950年的439元增长到1976年的852元，同期印度从619元增长到889元。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国地位，那么，按照经合会的排序，1970年的世界头十位经济大国是：1、美国，10255亿美元；2、日本，2068亿美元3、德国，2037亿美元；4、法国，1470亿美元；5、英国，1236亿美元；6、意大利，1077亿美元；7、加拿大851亿美元；8、中国，847亿美元；9、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注意，这只是1970年数字。有人或许会嚷嚷：你把苏联弄到哪里去了？呵呵，你问经合会去吧。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苏联由于解体，经济重组，不具有可比性；一般来说，单个国家不与一个小联合国比。

在这些数字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质量的变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努力，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大庆油田等等，农业产值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重要转变，中国开始能够自主生产包括汽车、轮船、飞机等重型设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特殊风景。此外，毛泽东时代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如成渝、宝成、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使得西部成为坦途。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有了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计算机、杂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国人骄傲的航天和导弹产业等等。右翼的朋友倒是可以很轻松地否定这些成就，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绝对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重视了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但忽视了铁路、航运、普通公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正是后者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半边天。如果没有这些成就，这意味着什么？我想答案是明白的：要么继续奉行高积累政策，以筹措建设资金；要么让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无法进行改革开放。

换言之，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压制消费政策，才使得今天中国的高消费政策成为可能。在“吃饭”与“建设”的天平决定性地倒向前者后，一些幼稚的中国人试图简单地抹煞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种做法也许能够骗他们，但骗不了客观的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政策也许是很不近人情的，他似乎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压低到了极度低的程度，然后把节衣缩食得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把人们的食品和衣着变成了公路、铁路和工厂。但是，正是这种不近人情才为中国的建设筹集了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获得的巨额资金，从而使得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得容易了。这其实是一种“前人吃苦，后人享福”的治国之道。

没有当年的“吃不饱”，就没有今天的“吃不了”。

当然，以重工业为取向的工业化道路在效率上是很难与出口替代型发展相比美的。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经济成长率高于中国的原因。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奉行闭关政策并非自愿，而是外国封锁的结果。当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并不是宣布与西方断交，相反，所谓“一边倒”只是一种亲苏的全方位外交而已，他并没有关闭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之门。但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格局，西方主动把中国视为敌人，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一边倒”的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中国与四小龙的发展起点是根本不同的。按照《世界经经济千年史》的平衡数据，1950年台湾人口仅为788万人，人均GDP高达936元，是中国大陆的一倍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26元）和处于虚火状态的菲律宾（1070元），不要说这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台湾的人力资源水平和人均资本数远远高于中国大陆，这正是它后来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建国后，面临着将近6亿人口，其中有高达80%多的文盲率和几乎相同的贫困率，在这样一个凄惨的摊子上，有谁能实现经济的疯速成长呢？对此，即使是万能的上帝，恐怕也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因此，拿台湾跟大陆作粗放型的对比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常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贫困是原来就存在的，而不是毛泽东带来的，——但既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常识，右翼人士们也试图百般予以否认，从而把1840年以来的全部灾祸都归罪于毛泽东。

但这公平吗？当然，一些右翼人士可能跟共产党存在血仇，或存有私心和私利,但是我希望在评价历史时，各位能够摆脱私仇，以更宽阔的眼界来看问题。只有冷静地面对事实本身，才能作一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思考。闭着眼睛否定毛泽东时代，——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是无益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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