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要工程款的队伍中，一些学校施工方的做法越来越让人揪心。隆冬季节里，他们动辄堵校门、锁教室，师生们只好在紧锁的教学楼外上课。
　　几年前，为了迎接“普九”验收，许多地方举债施工，让破败不堪的学校面貌一新。然而，多年来建校款悬而未决，堵门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的办学条件不进反退。
　　当封堵校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发出疑问：什么原因让师生们如此尴尬？谁能填补“普九”遗留下的资金漏洞，让教学楼重为师生所用？
■符草楼镇：四所小学同时被锁
　　2005年1月20日，太康县符草楼镇中心小学。
　　最近两周来，校长卢元彬接手机时一反常态：在自己的办公室，只要手机铃声一响，他就拿起手机往门外走。不管外面有多冷，他都是打完后再进屋。
　　“办公室里接电话怕影响学生听课。”卢元彬收起手机，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侧门低声说，学校教学楼被锁半个月来，四年级两个班的100多名学生大都在隔壁会议室里上课。两个房间只隔一扇门，两边的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隔壁的声音。
　　与在教室里上课最大的区别是，会议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桌凳，孩子们坐在从家里搬来的凳子上，在腿上或者同学的后背上写字。
　　“这两周基本就不再讲课了，主要是让学生看书。”学校四年级一名老师说，一来学生太多了，后面的同学根本听不清；二来没有黑板和课桌，老师没法写，学生没法记。
　　能坐在房子里上课，条件还算是好的。由于房子紧张，六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只能坐在教学楼前面的空地上听课。老师把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黑板放在窗台上，尽可能大声地给学生讲课。讲一会儿，女老师就停下来搓搓手，绕到学生背后，悄悄掏出纸巾擦鼻子。
　　“我来学校4年了，每学期开学都会发生锁教学楼的事。”卢元彬说，学校教学楼是1998年建成的，工程造价48万元，但是到目前为止只付了10万元。其中，作为教学楼的投资主体，当地行政村只付了两三万元，其他钱都是学校用办公经费垫上去的。
　　“办公经费本来是用于校舍修缮和教学投入的，拿来还债以后，学校的教学经费十分紧张。”卢元彬说，4年来，教室的玻璃烂了，老师们自己掏钱换；黑板不光了，老师们自己动手漆；学校原打算整修花园，立个雕像，但是都没能实现。“学校老师都在尽量克服困难，好好教书。但和其他学校相比，逢年过节我们连一点福利都发不起。我这个校长的心里有愧，辞职提了三四次，可是乡教育组不同意。”
　　在符草楼镇，想辞职的小学校长不止卢元彬一人。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此次教学楼被锁的，还有陆湾、前庄等附近的3所学校。这4所学校情况大致相同，身为负责人，校长们压力都很大。
　　4所学校中，人数多的五六百人，少的二三百人，加起来占了符草楼镇5000多名在校生的近1/4。作为陆湾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刘爱华还不能理解教学楼无法使用的原因。她最关心的是，再有两周就要期末考试了，可是老师几乎很少讲课，早自习也取消了，到时候考不好怎么过年？
　　而4位校长担心的是，学期开学时，锁的门没几天就打开了，因为那时学校有刚收上来的杂费可以用，但是这次锁门是期末，筹不来钱对方会开门吗？
　　■锁门讨债：为儿治病无可奈何
　　在符草楼镇中心小学教师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锁4所学校教学楼的人——张运祥。
　　“建这4栋教学楼共花了140多万元，但是六七年过去了，110多万元的工程款还没有着落。”张运祥说，为了把房子建好，他向银行贷款七八十万元，欠合作方的材料款二三十万元，工人工资十五六万元。自己多年的积蓄也全垫了进去。没想到，当年苦苦争取来的建筑项目，竟让他陷入了长期的躲债与讨债纠纷中。
　　几年来，每到年关，给张运祥打过工的民工们就一拨一拨地上门索要工资。“我拿不出钱，人家就把粮食、棉花拿去抵债。”
　　2001年底，张运祥30岁的大儿子患了尿毒症，3年来，张运祥带着儿子跑北京、郑州等地治疗，虽然换了两次肾花了30多万元，但是仍需继续治疗。“亲戚、邻居、朋友，能借的我都借了，可还是不够。”张运祥说，当时是学校所在的行政村和他签的建房协议，可是他找村领导很多次，对方都说没钱。“我也知道堵学校的门不对，更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在外面上课受罪，但是我的孩子也是人哪，拿不到钱，怎么能给他治病呢？”
　　在该镇中心小学三（1）班教室，记者见到了张运祥的大儿子一家三口。讲台上是一张大床，旁边则堆放着烧水做饭用的各种炊具。
　　张运祥说，为了给儿子筹钱看病，这个学期开学时他就锁过教学楼，拿到学校凑来的万把元钱医药费后就交出了钥匙，并且向校方承诺这个学期不再锁门了。但是，看着儿子病恹恹的样子，张运祥又咬了咬牙，表示只要拿不到儿子的救命钱，决不开门。目前，张运祥的大儿子一家三口住在该学校的教学楼中，索要欠款。
　　校长卢元彬这样表述自己的心情：“不想让他来学校找麻烦，但是也同情他的遭遇。”
　　■“普九”达标： “一年建校 多年还债”
　　既然村里没钱，为什么当年要建那么好的教学楼呢？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这都是为了迎接1998年“普九”达标验收。
　　“当时上级提出的口号的是：‘一无六有六配套，最好的房子在学校’，建校的指导思想是‘一年建校，多年还债’。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时候，要求的标准就越来越高。”该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当时太康是全省首批接受验收的县市之一，因此上面要求把“普九”达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必须一次性通过省里的验收和国家的复核。
　　据该镇一位领导说，当时实行的是三级办学模式，即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因此数量最多的农村小学就由各村自己集资建设。考虑到各村的经济实力，上面就提出了“贷、集、借、垫、捐”五字建校方针。即向银行贷一点，村民集一点，向有关单位借一点，让施工方垫一点和社会人士捐一点。事实上，当时绝大部分村都是欠债施工，所需资金也大多由施工方垫付。村里寅吃卯粮，和找上门来的施工方签订了分期还款的协议，可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意料。
　　“当时，谁也想不到政策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原来很多收费项目突然取消了，村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该镇前庄村村委会主任张翠华说，村里共有农田2456亩，按照1998年的收费标准，要偿还村里30万元的建校款，只需要收3个季度的钱就够了。而现在村里和学校总共还了不到4万元。
　　张翠华此番话的背景是，1999年中央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砍掉了许多原有的收费项目，而且明确规定，农民负担不能高于全年收入的5%。紧接着，农村税费改革也开始推行，村里只能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收取费用，但事实上，为了防止农民负担发生反弹，这样的“一事一议”从未召开。
　　另外一个事实是，为了一次性通过国家“普九”验收，符草楼镇当时对校舍投资“力度特别大”，以至于出现了不切合实际的办学现象。当地一位教师说，上级的“普九”要求只说“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结果许多村办小学却举债建楼房。而按照张运祥的说法，建同样面积的教室，楼房的费用要比平房至少高出1/3。
　　以前庄村为例，当时村小学仅有300名学生，教室十五六间，足够使用。“当时学校不但没有危房，其中9间还是新建的。后来，为了建教学楼，就把9间新平房扒掉了。”张翠华说，这样做是因为前庄村小学靠近公路，楼房比平房好看些。
　　据该镇主抓文教的副镇长杨学广透露，目前该镇有25所中小学，其中2/3以上有教学楼，而该镇存在“普九”尾欠问题的20所学校中，建的都是教学楼。
　　■县乡官员：非常重视但力不从心
　　“这几天一直在做张运祥的工作，劝其不要影响孩子进屋上课。”符草楼镇镇长高敬辞说，镇里对教学楼被锁的事非常重视，正在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目前，除了将学校教学楼以外的房子腾出来让学生上课外，各村村委会的办公室也都暂时交给学校使用，以免学生在室外上课而受冻。
　　“一到年底，来镇政府要账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都与‘普九’留下的欠款有关。”高敬辞说，1998年，镇里“普九”欠款的金额达800万元，经过这几年不懈努力，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为440万元。
　　尽管如此，高敬辞认为仅仅依靠镇级政府来偿还“普九”欠债几乎是不可能的。“农业税在逐年下调，教育集资费也不准征收了，县财政一年只给镇里划拨180万元，除去120万元的干部职工工资和40万元的民政款，只剩下20万元的办公经费了。就是再挤，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2002年，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原来的“三级办学”变成了“县里统管”，校舍建设、工资发放等都归口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于是，张运祥等人也多次往教育局跑，希望教育部门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太康县教育局常务副局长杨殿兴表示，县财政拨给他们的资金同样有限，而且几乎所有资金都是专款专用，其中并没有偿还“普九”欠债的资金。
　　“实行‘一费制’后，各个学校门口都有收费公示栏。谁要想通过多收学杂费来解决欠债，就是碰高压线。”太康县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虽然国家规定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以县为主”，但是作为农业大县，太康的财政状况也比较紧张，仅靠县财政的投入，也无法解决农村“普九”遗留的欠债。
　　■专家呼吁：清理欠债迫在眉睫
　　一个事实是，发生在符草楼镇的锁门事件，绝非太康县独有的问题。如何才能走出堵学校锁大门的怪圈呢？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
　　“‘普九’欠债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应作为农村教育的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刘道兴说，教育体制改革后，虽然中央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普九”旧债却被放在了一边，造成了“普九”债务的悬空。
　　刘道兴认为，“普九”欠下的债务，各级政府应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精神，采用专项拨款的方式，从三个方面彻底解决“普九”欠债问题。
　　首先，有关部门应该对全省作一次普查，查清举债搞“普九”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并如实上报。
　　其次，查清以后，县、市、省直到中央四级政府应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四级政府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实力最强，所以在化解矛盾时，应按照“中央为主，省级为辅”的原则分担责任。
　　最后，“普九”期间，承包人垫资建楼，为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国家政策的调整，使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他们也不应该产生怨恨。有问题要通过正当渠道向上级反映，不能用过激的违法手段达到目的。
　　“孩子上学的事情比天大，耽误的时间永远都补不回来了。”刘道兴说，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要敢于认账，多做说服工作，想办法帮承包人渡过难关，不要建好学校就不理人家了。“只要政府高度重视，各方多做工作，‘普九’欠债的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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